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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强:李嘉图之后西方经济学为何会朝庸俗的方向滑坡?

何干强 · 2022-03-16 · 来源: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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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李嘉图之后西方经济学为何会朝庸俗的方向滑坡?

  ——《论〈资本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及其现实指导价值》之二

  何干强

  (二)科学评价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的贡献

  《资本论》以唯物史观的方法研究和评价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作出的科学贡献。这种贡献这主要表现在对商品生产的一般形式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本质关系的研究上。它们或多或少地接近了对真理的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初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对古典经济学在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贡献方面做了多处论述;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则简明地扼要地梳理了古典经济学家由浅入深地认识剩余价值的演进过程。[1]可以简要归纳如下:

  1.肯定古典经济学在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作出过科学的贡献。

  ——在价值理论方面,《资本论》在论述中的“注释”中指出,法国重农学派勒特罗纳(1728—1780)已认识到,价值是“一定量的这种产品和一定量的别种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 [2] ;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巴尔本(约1640—1698)已经明白,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只要交换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交换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3]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认识到,“只有劳动才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用来估计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的和现实的唯一尺度”[4] ;“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著名的富兰克林(引者注:美国人,1706—1790),继威廉·配第之后看出了价值的本质”,已明白“一切物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正确的”[5]。

  ——在货币理论方面,意大利经济学家彼得罗·韦里(1728—1797)认识到,“货币是一般商品”[6];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1694—1774)已认识到,在商品形态变化中,“卖就是买”[7];法国经济学家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1720—1793)认识到,在商品形态变化中,货币具有流通手段的功能,“货币代表我们要买的东西,也代表我们要卖出的东西”[8];布阿吉尔贝尔已经认识到,货币具有储藏手段的功能,明白只要商品的形态变化中断,货币就从流通手段变为储藏手段。[9] 这些论述说明,古典经济学中不少人已经初步认识到,商品、货币的价值,本质上是劳动的凝结物,而且有的已经认识到价值中的劳动具有抽象性;还认识到商品形式本质上是生产劳动的社会性的一种实现形式,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货币不过是“一般商品”。这些人都是接近真理的。

  2.揭示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关于剩余价值来源的最早见解。一定的经济思想是对人对现实经济形态的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后,资产阶级就开始使用雇佣工人来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但是,经过长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实践,才逐渐想到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恩格斯指出,“最早的见解是从商人的直接的实践中产生的”,他们认识到商业利润形式的剩余价值,认为“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追加,这种见解曾在重商主义者中间占统治地位”,这种离开生产领域来认识剩余价值产生的见解当然是肤浅的、错误的。但是英国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詹姆斯·斯图亚特(1712—1780)却最早正确地认识到,流通中并不能产生剩余价值,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人之所得必然是他人之所失。”[10]这是值得肯定的学术贡献。

  3.肯定了重农学派比重商主义对剩余价值有认识上的飞跃。《资本论》指出,重农学派“作为资本的实际上最早的系统代言人,试图分析剩余价值的一般的性质。对他们来说,这个分析和地租的分析是一致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地租是剩余价值借以存在的惟一形式”,这当然有片面性;但是“他们完全正确地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作是决定性的事情”,“他们的巨大贡献首先”表现在,“和重商主义相反,从只是在流通领域执行职能的商业资本回到了生产资本”,也就是认识到剩余价值不是来自流通领域,而是来自生产领域,这是认识上的重要飞跃。[11]马克思还肯定了重农学派的“正确之点”,他们已经认识到,“剩余价值的全部生产,从而资本的全部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12]也就是说,这是符合唯物史观揭示的关于“农业劳动(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等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13]这个客观规律的。

  4.辩证地评价了亚当·斯密的剩余价值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了斯密对人类认识剩余价值的重要贡献,因为斯密“已直截了当地把地租和资本的利润,称为纯粹是工人产品中的扣除部分,或者说,是与工人加到原料上的劳动量相等的产品价值中的扣除部分”;“斯密已经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以及土地所有者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14] 然而,斯密的剩余价值经济思想在科学上却有重大弊病,因为“他并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15] 斯密在经济研究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5.肯定李嘉图对剩余价值的认识比亚当·斯密前进了一大步。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指出,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的见解是“建立在一种新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的”[16]。也就是说,李嘉图已经认识到劳动是商品价值的真正源泉,突破了斯密“颠倒价值生产与价值分配的因果关系”、“认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是商品价值原始源泉”等错误。恩格斯指出,“李嘉图从商品价值由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引伸出由劳动加到原料中去的价值量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它分割为工资和利润(这里指剩余价值)”;“他甚至确立了关于工资和剩余价值(在利润形式上理解的剩余价值)的相互关系的一些主要规律,尽管他的理解过于一般化(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5章),他还指出,地租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超过利润的余额”;正因为李嘉图有这些接近科学的新认识,所以,“李嘉图比斯密已经前进了一大步”。[17]

  6.指出“一本小册子的作者”包含一个超过李嘉图的本质上的进步。马克思高度评价1821年伦敦出版的一本匿名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指出该小册子“包含一个超过李嘉图的本质上的进步。它直接把李嘉图所说的‘利润’(常常也把它叫做剩余产品),或小册子作者所说的利息,看作surp1us labour,[剩余劳动],即工人无偿地从事的劳动”;“把体现在剩余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同把价值归结为劳动是一样重要的。这一点其实亚当·斯密已经说过,并且成为李嘉图的阐述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以绝对的形式把它说出来并确定下来”。[18]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小册子作者思想的局限性,他在科学上虽然“把一切剩余价值都归结为剩余劳动”,但是仍然“把‘资本利息’理解为剩余劳动的一般形式”,这说明他仍然被既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所束缚。[19]

  7.辩证地评价古典经济学对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贡献。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社会再生产,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包含在社会再生产之中,因此,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社会再生产的认识是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典经济学家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了重农学派的科学贡献。他指出,“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该理论体系的创始人法国经济学家魁奈(1694—1774)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才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它的简单再生产即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进行下去。”同时,马克思也指出,重农学派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眼界是有限的,有片面性,因为魁奈认为“农业是使用人类劳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惟一领域”;[20] 认为租地农场主比任何其他种类的资本家能生产更大的价值;“每当研究社会年产品的运动和它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时,都是从简单再生产出发的”。[21]古典经济学的重农主义体系和斯密等都只研究了社会简单再生产,而没有研究社会扩大再生产。

  8.肯定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代表琼斯在社会总资本积累理论上的贡献。积累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社会总资本的积累就是社会总剩余价值的资本化。马克思肯定了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代表琼斯(1790—1855)对社会总资本积累方面的科学认识,指出“琼斯正确地指出:尽管利润率下降,积累的欲望和能力仍然会增加。第一,由于相对过剩人口增加。第二,由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一个交换价值所代表的使用价值量,即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量会增加。第三,由于生产部门会多样化。第四,由于信用制度、股份公司等等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结果,即自己不成为产业资本家,也很容易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第五,由于需要和致富欲望的增长。第六,由于固定资本的巨额投资不断增长,如此等等。”[22]

  总起来说,《资本论》把古典经济学研究剩余价值的贡献概括为:“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式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引者按:指资本主义经济的拜物教形态)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23]

  (三)认清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在科学上的局限性

  马克思在肯定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对人类的经济思想发展有“伟大功绩”的同时,也以唯物史观的方法指出了它必然存在的局限性:“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24] 并指出,“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只能是这样,——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状态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中。”[25] 《资本论》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及其最优秀的代表李嘉图理论局限性的批判,主要有下述方面:

  1.古典经济学在商品价值和货币理论上有根本缺点。马克思针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指出“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26]马克思针对古典经济学的货币理论,指出“还在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人们已经知道货币是商品,这在货币分析上是跨出很大一步的开端,但是终究只是开端而已,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和如何成为货币。”[27] 为什么古典经济学家的商品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会存在根本缺点呢?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唯物史观的指导,不懂得商品的价值是人类生产劳动的社会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间接实现形式(人类劳动的社会性不能不通过相互独立生产者劳动产品的自发交换,才能够实现),所以,他们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或商品交换形式,也就是说,由于他们弄不清商品和价值的历史性质,所以不能发现价值只能在其中才能得到表现的、逐步发展的各种价值形式。恰恰是最优秀的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和斯密,“把价值形式看成了一种无关紧要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28]。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即古典经济学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认识商品生产的,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即不会改变的客观形式),这样就势必看不到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历史特殊性及其价值形式的发展变化,就会把在商品形式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社会形式即货币形式、资本形式,都当作是从来就有的、永恒不变的、固定的经济形式,而不再研究它们的由来和相互之间内在联系。

  2.李嘉图从来没有研究剩余价值的来源。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既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就必定会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乃至人类社会生产固有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李嘉图在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在其中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即使量的分析也有很大的缺陷,《资本论》第1卷第15章对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量的分析,有比较详细的深刻批判。[29]虽然李嘉图肯定了剩余价值是生产领域产生的,而不是从交换中产生的,这比重商主义者在认识上前进了一步,但是他始终回避研究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这是由李嘉图及其学派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的。马克思深刻指出,“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30] 因为剩余价值由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所创造,这个真理一旦被揭示,工人阶级就必然要团结起来革命,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并消灭资产阶级和消灭一切阶级,这对资产阶级及其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经济学家,显然是“爆炸性问题”。

  3.李嘉图的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存在重大逻辑矛盾。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中作出了很大贡献的李嘉图,其理论也是不彻底的。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恩格斯对李嘉图及其学派遭到破产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第一,李嘉图及其学派不能区分劳动力和劳动,所以无法科学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李嘉图认为劳动是衡量价值的尺度,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不懂劳动力和劳动的区别,于是他用劳动本身有价值,来解释剩余价值的产生。他以“工资,一定量活劳动的价值,总是小于同量活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或体现同量活劳动的产品的价值”为由,来解释利润的产生,这显然违反了劳动价值论,陷入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因为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本身并没有价值;而同量活劳动凝结的价值是一定的,不可能产生更多的价值。关键在于,李嘉图及其学派不明白,作为商品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劳动力商品按照它的价值来买卖,这和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决不矛盾,因为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劳动,可以创造高于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劳动者提供给资本家的剩余劳动,这才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第二,李嘉图及其学派不能解释“使用活劳动不同的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种经济现象。这种现象与他们承认的价值规律是又一大矛盾,李嘉图及其学派都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31]这是他们不懂得,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由于劳动力成为了商品,因而促进了个人消费资料的商品化,并进一步促进了生产资料的商品化,从而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才促使社会生产和商品生产的全面商品化,价值规律才能在全社会全面展开,起调节作用;而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促使劳动力成为商品,促使雇佣劳动形式的普遍化,才促使剩余价值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在全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不是孤立地起作用的,而是与剩余价值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相结合起作用的,谁也离不开谁。李嘉图及其学派把价值规律这个商品生产一般规律孤立起来理解,把它的作用与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经济规律割裂开来,因而不能科学理解“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现象,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理论矛盾。上述两大理论逻辑上的矛盾,导致了李嘉图及其学派理论上的必然破产,也成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发展不能逾越的障碍。

  顺便指出,深刻认识李嘉图及其学派单纯用价值规律无法科学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错误,有重要现实意义。今天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象,同样不能单纯从价值规律角度来解释,更不应当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解释,而有必要像马克思那样,遵循历史辩证法,充分认识体现商品生产的一般性规律是与体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规律相互结合起作用的;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体现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相比的特殊性,充分认识在现阶段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与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作用的相互关系,由此才能科学认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真相,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和高质量发展。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专题。

  4.李嘉图之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内在矛盾归根到底是由他的唯心史观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立场决定的。这也决定了李嘉图学派,以及李嘉图身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可能改变李嘉图的错误,因为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阶级矛盾的发展,资产阶级迫切需要用简单商品流通的平等交换关系来掩盖这种矛盾,为资本主义剥削做辩护,所以代表他们利益的经济学家势必不会再想到要区分劳动力和劳动,深入探究剩余价值的源泉,从而纠正李嘉图的错误;也不会再下功夫解决价值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在理论上矛盾了。马克思指出,在李嘉图之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引者注:1801—1850,法国阶级调和论的代表人物)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英国经济学家约·斯·穆勒(引者注:1806—1873,他是詹姆斯·穆勒的儿子),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32] 应当说,李嘉图的思想经济是整个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所达到的高峰。李嘉图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化反映出,在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巩固了统治地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通过阶级斗争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整个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就朝不科学的、庸俗的方向滑坡了,一个共同的表现就是鼓吹阶级调和论。

  (未完,待续)

  注释:

  [1] 参见《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8页。

  [2]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注(6)。

  [3]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和注(8)。

  [4]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注(16)。

  [5]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注(17a)。

  [6]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注(4)。

  [7]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注(66)。

  [8]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注(70)。

  [9] 参见《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10] 参见《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11] 参见《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86—887页。

  [12] 参见《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88页。

  [13]《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13页。

  [14] 《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15] 《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16] 《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17] 参见《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6页。

  [18] 参见《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19] 参见《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20] 参见《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8—399页。

  [21] 参见《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0、410页。

  [22]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

  [23]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0页。

  [24]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25]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0页。

  [26]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8—99页。

  [27]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112页。

  [28]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页下注32)。

  [29] 参见《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4—598页。

  [30]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0页。

  [31] 《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32]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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