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的对瑞典的第一印象是：完备的福利政策，理想的劳动保障制度，接近完美的社会公平程度……自上个世纪以来，瑞典就因这些福利主义特征备受瞩目，甚至一度成为很多人心目中未来社会主义的蓝图。然而，瑞典的福利特征绝非凭空产生，也绝非一成不变。基于求是学会同学的部分研究成果，本文拟对从19世纪末期开始的瑞典福利主义演变历程作一阐述，同时对其背后的逻辑加以分析。
一、福利制度基础：稳定的经济发展
瑞典是传统的铁、铜和木材出口国。凭借自然资源优势，在19世纪70年代，瑞典成功地吸引了外资，从而开始了工业化进程[1]。到该世纪末，瑞典普及了电气化，[2]同时实现了制造业和建筑业从业人数稳定且高水平的上升。[3]
图1 瑞典在工业化时期二三产业工人占比迅速上升（来源：KORPI W. The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 Work, Unions, and Politics in Sweden [M].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56，57）
虽然“以矿起家”，但瑞典的工业化发展程度在诸多工业国家中实在平平无奇。瑞典开始工业化的时间过晚（作为对照，这一时间在英国是18世纪，在法国是19世纪20年代，“后进的”德国则是19世纪50年代），一直到二战之前，农业人口仍然占全国人口的相当大一部分。[4]这种经济水平当然难以支持福利国家制度，然而，二战却给了瑞典一个经济的黄金发展期。
二战期间，凭借给纳粹德国供应铁矿石，瑞典得以维持中立的外交政策，本土的生产设施得以幸免于难，同时接收了纳粹德国的大量资本。[5]战后，瑞典再次迎来一轮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到1950s，工业化程度与英国相当。这一时期，瑞典的城市化加快，原本占优势的农业人口到1970年代只剩20%；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劳动大军中，1950年，女性劳动力化水平仅14%，到1970年，这一数字则达到58%。[6]同一时期，以公共服务部门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这表示瑞典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其实施福利政策提供了基础。
另一方面，政治上的持续中立，也给瑞典经济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瑞典不仅在二战期间保持难能可贵的中立，在二战之后相较于其他国家受冷战影响也更小。瑞典所在的北欧地区，地理上处在东西方两个阵营的中间，在冷战中成为两大阵营的战略缓冲区而被允许中立；而瑞典又处在北欧的中心地带，因此相较于偏向西方的西邻挪威和偏向东方的东邻芬兰，有更多保持中立的空间，同时成为两方阵营争夺的对象。在此背景下，瑞典得以实施更加稳定的国内政策，保证二战后的国内经济平稳而不受外部影响地发展。[7]
二、福利制度成因：工人斗争的成功
虽然瑞典的总体经济实力未必是西欧发达国家中最强的，但它的福利主义倾向最强烈。瑞典的福利并非最低限度的贫困救济，而以高福利和服务标准为特征；福利政策并不限于最贫困人群，而是几乎全民都可享受[8]。劳动力市场中，20世纪50年代推行了“团结的工资政策”(solidaristic wage policy)；这项政策要求：在劳动力市场中，瑞典企业须无条件执行同工同酬，不管公司经营状况如何；低工资地区的工资水平得到提高；[9]政府对资本家收取高额所得税[10]用于公共支出。显然，这些政策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而要考察它们背后的原因，就不得不把目光对准瑞典工人的斗争史。
瑞典的工会起源于城市。当时的瑞典存在一种名为Bruk的生产单元，在矿业村中，一个家族掌握着生产资料，他们雇佣村中大部分劳动人口，同时给他们简单的社会保障。然而这种简单的社会保障水平却比大城市熟练工人能享受到的还要高，是可忍，孰不可忍？城市工人们感觉到自己被剥削了。结合国外的先进经验，他们决定建立工会，以争取自己的权利。工会思想迅速传播，在各行各业中，各种工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11]
然而分散的工会毕竟力量弱小，只有成立多部门联合的大工会才能迫使资本家给工人让出更大的蛋糕。为了更好地支持工人福利，在瑞典社民党指导下，瑞典工会联合会（下简称瑞工联）在1898年成立。瑞典社民党是信奉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的左翼政党，同样支持工人利益。这样，瑞典工人就拥有了一套完整的政治运作机制：工人加入瑞工联，瑞工联为瑞典社民党提供资金和选票，瑞典社民党参加竞选并执政，为瑞工联的政策创造条件，从而促进工人阶级的福利（当然，在必要时，工会也组织工人罢工）。斗争卓有成效：1905年，实行最低工资标准；1906年，工会合法化；[12]1918年，赢得普选权，工人阶级拥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13]1932年，瑞典社民党带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主张上台，开启了一个国家福利制度的发展进程。
三、福利制度发展：走向“高水平的平等”
借着战后发展的东风，瑞典社民党领导下的瑞典开始逐步推进福利制度改革，来让每个瑞典公民都能享受高水平的社会福利。1948年，瑞典改革养老金制度，抛弃了过去养老金与经济状况挂钩的做法，改为普遍、无条件的固定费率养老金，此外还增加了为特殊贫困者设立的补助金，以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1954年，全民强制意外保险取代了之前的自愿意外保险；1955年，政府推出与收入挂钩的全民强制性疾病保险制度，取代了之前的自愿疾病保险。[14]瑞典实施税制医疗，公民或长期居民缴纳的保险费用，纳入政府税收，以支持公民和长期居民的医疗[15]。每年，瑞典的税收占GDP的一半，特别是对资本家课以重税，作为转移支付的手段。
在市场领域，瑞典同样实施多项政策来平衡企业和普通民众的利益。在商品市场领域，瑞典政府设置消费政策管理局、消费者投诉局等部门，严厉监管企业的不正当生产行为[16]；金融市场领域，对企业实施大力监管，限制企业信贷、融资等行为；[17]劳动力市场领域，对解雇行为进行限制。如果瑞典的企业要开除工人，必须征得同级别工会的同意，如果没有取得一致，就必须上诉到更高级的机构上。[18]
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瑞典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一方面，瑞典的资产阶级占比较小，仅占人口的5%-8%，其中以小资产阶级为主；另一方面，瑞典工人阶级有较高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他们大多数位于中产阶层，掌握着相当的社会财富。[19]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比例）。稳定的社会收入结构利于形成广泛共识，同时工人阶级的强大政治力量也保证政府能够推行高强度的转移支付政策。
四、福利制度在当代：日渐式微的传统
瑞典的福利制度在1970年代达到顶峰。对于瑞典人来说，1970年代是最好的年代，但同时也许是最坏的年代——随着新一轮经济危机的来临，瑞典的福利主义开始走起了下坡路，瑞典社会引以为傲的团结，在人们未曾注意的时候，已经布满了裂痕。
矛盾从工会内部开始。上文提到，瑞工联是由全国各产业工人工会组成的联合工会，而因为其中纺织、农业等议价能力较低的产业工人较多，瑞工联一直是同工同酬的强力支持者。然而，要维系联合内部的团结并不容易。一方面，同工同酬虽然使得议价能力低的产业工人得到了收入保障，但却对矿业等产业涨薪产生了限制，矿业工人对此早已不满。另一方面，二战之后瑞典为发展福利事业，公共部门雇员数量飞涨，造成的支出越来越大，而这些支出都来源于瑞典政府的高税收。由于公共部门雇员也加入了瑞工联，这就在联合内部产生了一种“一些人被迫支付另一些人工资”的现象，随着福利事业的继续发展，联合内部普通工人和公共部门工人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
瑞典的资会从中发现了分化工会的机会。1980年代，普通工人和公共部门工人间的矛盾终于无法调和，瑞典社民党执掌的政府重组了负责协商中央政府薪酬的机构，公共部门工人的利益由此被损害。紧接着瑞典资会开始行动。另一方面，瑞典雇主联合会（资会）向冶金工会提供额外的加薪。冶金工会原本就拥有高议价能力，这次加薪加剧了它与瑞工联中其他工会的冲突，分化愈加严重。工会内部的分化导致同工同酬制度的重大失败。1984年，行业内的企业不再保证收入平等；1986年，工会在平均工资这一点上作了让步，允许更大程度上由市场决定行业间的工资差别。[20]
同时，瑞典曾经引以为傲的“跨阶级联盟”开始破裂。所谓跨阶级联盟，就是一方面，无产阶级在政府中掌握较大力量，但并不实施公有制，而是允许私有制，实施改良主义政策；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的相当一部分条件，以此达成某种阶级间的均衡。而也正是在1980年代工会开始分化的同时，资产阶级开始了他们的宣传攻势。
瑞典的传统政策对企业进行严格的资本管制，要扩大自身，企业家们首先要突破这层限制。1970年代末期，也正是新自由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利用瑞典的经济转型，他们开始在各个大学宣传“自由企业”理念，同时成立智库和出版社，以供宣传之用。1979年，瑞典社民党在选举中被中右翼政党联盟击败。该政党联盟执政时期，为推动个人储蓄，推动股票市场发展，政府引入了新的免税储蓄账户和投资账户，同时对它们进行宣传。传统上更受劳工信任的储蓄银行将股票包装成储蓄手段，以吸引更多资金；举行模拟炒股大赛，吸引人们对股票的兴趣；有时这种引资行为和国家主义捆绑销售，投资被强调为对国家重要的行为。[21]
1990年经济危机重挫了瑞典经济。面对经济压力，人们对现有的福利模式越来越失去耐心。从前的瑞典工人中对福利主义和社会团结持有的强烈共识渐渐减弱，现在他们同意在各个地方做出一些让步，来换取较少的税收。于是，瑞典的雇主们得以实行关键的一步——劳动力市场改革。失业保护不再像以前一样可靠了。政府放松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雇主辞退工人不再需要繁琐的磋商和程序。[22]这一切实施之后，社会不平等迅速浮现。瑞典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代初的0.22飙升到2000年的0.27，[23]尽管仍然很低，但已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在福利水平达到顶峰之后，瑞典在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图2 瑞典基尼系数，1981-2015 （来源：Our World in Data）
瑞典福利制度从二战结束开始直到现在，总体呈现盛极而衰的趋势。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从工人阶级同意将福利依附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一刻开始，瑞典福利制度就已经注定走向自己的反面。在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中，劳动者逃避劳动、向往福利的倾向导致福利无限制地发展，而国家的劳动生产量相比之下却迟滞不前。久而久之，过高的福利成为拖累经济发展的枷锁，成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厌恶的累赘，只需要经济危机的轻轻一推，整座福利制度的大山就会轰然倒塌。到头来，福利制度的唯一出路，仍然是彻底推翻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建立一个按劳分配、经济和福利水平共同快速发展的崭新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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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ORPI W. The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 Work, Unions, and Politics in Sweden [M].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56
[3] KORPI W. The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 Work, Unions, and Politics in Sweden [M].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56，57
[4] KORPI W. The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 Work, Unions, and Politics in Sweden [M].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56
[5] Sweden in WW2 – Was Sweden Neutral? - WorldAtlas
[6] KORPI W. The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 Work, Unions, and Politics in Sweden [M].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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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hristian Aspalter. Different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Australia,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Sweden, Germany, Italy,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2001: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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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KORPI W. The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 Work, Unions, and Politics in Sweden [M].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57-58
[20] Comparative Politics , Jul., 1991, Vol. 23, No. 4 (Jul., 1991), pp. 379-399
[21] Husz O, Heidenblad D L. The Making of Everyman’s Capitalism in Sweden: Micro-Infrastructures, Unlearning, and Moral Boundary Work[J]. Enterprise & Society, 2021: 1-30.
[22] Fleckenstein, T., & Lee, S. (2017). The Politics of Labor Market Reform in Coordinated Welfare Capitalism: Comparing Sweden, Germany, and South Korea. World Politics, 69(1), P.152. doi:10.1017/S0043887116000228
[23] Income inequality – Gini Index, 1981 to 2015 (ourworldinda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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